日本語　　<English>　<中文>

“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南京的日本军队进行了许多人道活动
虽然日本士兵确实有少数犯罪行为，但并没有发生日本军队所称的“大屠杀”
反而进行不人道行为和屠杀的是中国士兵

本页面作者久保有政的访谈已刊登在美国军事期刊《Veterans Today》上！

“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为结束中日战争，进攻南京，并于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是指在占领南京后的约六周内，数十万名（包括市民和战俘）被日本军队在南京屠杀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曾官方宣称，死者人数为30万人。位于中国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外墙上，写有“大屠杀30万人”的大字，每年中国的孩子们都会被带到那里，以培养他们的反日情感。 “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战后也在日本传播开来，特别是在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支持者中间，最终影响到许多人，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日本人“自虐史观”的基础。然而，今天有大量证据表明，所谓的30万人大屠杀、以及日本军队的大规模屠杀，甚至一些小规模的屠杀，实际上并不存在。 确实，日本士兵有一定的犯罪行为。但这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有发生，反而在南京的日本军队活动中，更多的是看到人道主义的行为。 在南京战斗期间，南京市内的所有民间人都集中在南京市内设立的“安全区”内。日本军队没有攻击该区域，因此，安全区内的民众没有一人死亡。 当日本军队即将占领南京时，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服，杀害中国市民并夺取他们的衣服，伪装成普通市民逃入南京的安全区。进入安全区的中国士兵中，有些隐藏武器准备进行巷战，甚至有些人在安全区内实施强奸、抢劫、杀人等行为，并试图将其嫁祸于日本士兵，迫使受害者说出“是日本士兵所为”，以进行反日宣传。 日本军队发现这些人后，特别是那些反抗的非法战斗人员，处决了数千人。根据国际法，非法战斗人员无法作为战俘处理，因此其处决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非法战斗员的处决，有时被误传为“战俘屠杀”。 然而，日本军队另一方面对市民和战俘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结果，在日本军队占领期间，由于饥饿而死去的南京市民一人也没有。而且，有许多中国战俘因感激日本军队的行为，后来加入了汪兆铭的亲日政府军。 在南京，进行不道�ｺ行为的，反而是中国士兵。脱下军服混入民间的中国士兵，为了不被认出来，通常会杀害民间人夺取他们的衣服。这一行为曾被美国副领事艾斯皮（Espy）等人亲眼目睹。真正进行大屠杀的并不是日本军队，而是中国士兵。 以下是更详细的内容。 　 回到南京的居民 　南京市的人口在日本军队开始攻击南京之前约为20万人。在只有20万人的地方，怎么可能杀害30万人呢？而且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许多南京市民回到了恢复和平的南京，经过一个月后，人口�揄ﾁ到大约25万人。如果有所谓的“屠杀”，人们会回去吗？ 在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前的大约一周，也就是1937年11月28日，警察厅长官王固磐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南京目前仍然有20万人居住。”此后，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5天后，即12月18日，南京国际委员会（负责南京市民聚集的安全区的委员会）宣布南京人口为“20万”。此外，12月21日，南京外国人协会提到“南京的20万市民”，而南京陷落一个月后的1月14日，国际委员会公布南京人口已�搦梶g25万”。 居民回来了。根据上智大学渡部昇一教授的说法，南京陷落一个月后，日本军队向大约“25万”居民发放了食品。 占领后，为了区分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兵与真正的平民，日本军队对每个人进行了面试，并为被认定为平民的人发放了“良民证”（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60岁以上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孩子不太可能是兵士，因此在这些年龄段的人中发放了良民证，共发放了16万人。南京国际委员会成员、当时在南京的路易斯·斯迈斯教授在给南京日本大使馆外交官补福田篤泰的信中写道：“根据这些数字，南京的总人口大约在25万到27万之间。” 如上所述，南京占领后，南京的总人口是�揄ﾁ的。 随军进入南京的新闻记者们 　当南京被日本军队攻占时，许多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也一同进入了南京市区。这些记者和摄影师总人数超过100人，除了日本记者外，还有路透社、AP通讯社等欧美记者。然而，在场的这些记者中，没有任何一人报道过所谓的“30万人大屠杀”。 美国的派拉蒙新闻（Paramount News）也制作了南京占领的纪录片，但其中并未提及“30万人大屠杀”。此外，当时在中国发行的英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例如1937年12月24日（南京陷落11天后）的报道中，刊登了日本军队向南京市民发放食品、市民喜悦的照片。这难道会是发生“大屠杀”的城市景象吗？ 通过翻阅当时日本的报纸，也能清楚地了解南京实际发生的情况。报纸上有日本士兵没有携带武器，在南京市民中购物的画面，与南京市民交谈的情景，以及佩戴日之丸臂章、面带微笑的南京市民的照片。此外，还有报道描述了得知和平恢复后返回南京的居民、日本军医为中国伤兵治疗、农民重新耕作农田的情景，许多照片也随文章一同刊登。 这些画面展现的是和平恢复、南京市民逐渐重拾生活，以及他们与日本士兵之间的心灵交流。即使当时的报道是在“审查”之下，这些内容也完全不像是发生过“大屠杀”的城市景象。 蒋介石从未提及“南京大屠杀”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本来就居住在南京。然而，当得知日军即将进攻南京时，他迅速将南京的防卫交给部下，自己离开了南京。此后直到战争结束，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发表了数百次广播演讲。然而，在这些演讲中，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内容。 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大屠杀，这种沉默是极为反常的现象。事实上，蒋介石的认知中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 被日本军杀害的平民人数极少 　日本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南京攻城之前，曾严格命令全军：“绝不可杀害平民。” 南京攻略战期间，留在南京的市民全部避难于南京城墙内特别设立的“安全区”。在南京的外国人也都避难在安全区内。日本军队知道安全区内有大量中国士兵，但始终没有攻击安全区。因此，虽然偶有流弹造成数人死伤，但这些事故除外，安全区内的居民皆平安无事。事实上，南京占领后，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的�ｺ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亲手将一封感谢信交给松井大将，感谢日本军队没有攻击安全区。 此外，在攻略战结束后，在日本军队的监督和指挥下，南京的中国人组织“红卍会”负责埋葬死去的中国士兵。他们留下了详细的埋葬名单，其中几乎没有女性和儿童的遗体，表明平民的牺牲者极为稀少。 为了维护南京安全区的秩序，早在南京攻略战之前，居住在南京的欧美人便成立了“南京国际委员会”。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国际委员会汇总了南京城内发生的犯罪事件，并作为被害报告提交给日本军队。这些报告记录了他们在南京听闻或目击的日本兵犯罪行为（如强奸、掠夺、杀人等），要求日本军队进行取缔。 根据这些被害报告，共记录了425件日本兵涉嫌犯罪的事件。虽然大部分仅是传闻，资料有一定问题，但即使假设所有事件都属实，其中的杀人事件也仅有49件。显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大屠杀”。 更重要的是，在这49件杀人事件中，国际委员会委员直接目击的仅有2件，其余都是传闻。而这2件目击事件之一，是牧师约翰·马吉（John Magee）目睹的。当时，日本兵正在搜寻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发现一名可疑者并盘问其身份时，对方突然逃跑，遂被击毙。这种情况在国际法上属于合法行为。另一件目击事件同样合法。因此，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无人目击到南京发生过非法杀人，更遑论所谓的大屠杀。 另外，在南京陷落时，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伪装成平民逃入安全区。因此，日本军队不得不展开清剿行动，以找出这些伪装的士兵。士兵头部因长时间戴帽而在额头上部留下明显的日晒痕迹，手掌上也因频繁射击形成厚茧。此外，士兵通常没有家属在南京市内。通过这些特征，日本军队可以区分士兵与平民，并将士兵逮捕。 当然，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偶有误捕现象。然而，即使存在误捕，人数也是极少的。 综上所述，在南京攻略战及其后续过程中，被日本军杀害的平民人数极为有限。 冈村宁次大将的记录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人经常引用冈村宁次大将的以下文字： “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我从先遣参谋宫崎周一、中支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萩原中佐等人处综合得知以下内容： 1）南京攻略期间，确实发生了针对数万市民的抢掠、强奸等暴行。 2）一线部队以给养困难为名处决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 然而，冈村大将是在上海听取了这些报告的，他本人并未到过南京。正如前文所述，南京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期间，共记录了425件由日本士兵实施的犯罪行为。其中大部分是传闻，不能全部视为事实。但即使假设所有425件事件都属实，也仅限于这一数量。冈村大将提到的“针对数万市民的抢掠、强奸等暴行”，显然只是基于错误的传闻。 此外，他提到的“以给养困难为名处决俘虏的现象”，在南京也并非事实，正如后文所述。 脱下军装、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 　关于“是否存在大规模屠杀俘虏”的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中国士兵的情况。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士兵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概念。许多日本士兵都目击到**“没有穿军装的中国士兵”**。 例如，桥本以行在南京攻略战中看到扬子江岸边的中国士兵时说道： “虽然他们携带着步枪和机枪，但却完全没有正规士兵的装束。” （《南京战史》，第10卷，第130页） 这些扬子江岸边的中国士兵没有响应日本军队的投降劝告，反而继续作战。于是日本军队继续攻击，他们试图搭乘帆船逃跑，但许多人溺水身亡，尸体被冲到扬子江下游岸边。这些尸体后来被南京大屠杀支持者当作“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照片”加以利用，实际上那些是战斗中死亡的尸体。 此外，《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达迪恩在南京城墙内目击到中国士兵**“集体脱下军装”**的场景。 “我看到整个部队集体脱掉军装，那场面可以说是滑稽之极。许多士兵在向下关行进途中脱掉了军服，有的躲进小巷换上便衣，有的甚至全裸后抢夺平民的衣服。”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2日 南京陷落后，进入南京城墙内的日本士兵也目击到脱下的中国士兵军服散落在街头各处。这些中国士兵为了伪装成平民，脱掉了军装，换上便衣。有的抢夺平民的衣服，甚至有的杀害平民后夺走他们的衣服（根据美国副领事�･姆斯·埃斯皮的报告）。 因此，当这些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死亡时，单凭尸体来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被屠杀的平民”。这种情况导致了日本军方的误解。 中国士兵的三种选择 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蒋介石已早早撤离。而被委任守卫南京的唐生智将军，在败局已定时也选择了敌前逃亡，导致剩下的中国士兵陷入混乱。此时，中国士兵有三种选择： 投降 如果选择投降，他们将被作为俘虏。 逃跑 逃跑时可能被日本军击毙。此外，中国军队中有一种督战队，专门在后方射杀逃兵。因此，逃跑的士兵可能被自己人击毙。达迪恩在北城门处看到了一堆1.5米高的中国士兵尸体，这些并非日本军所杀，而是被中国督战队射杀。 “这些尸体是试图逃出城门的中国士兵。我看到他们试图攀爬城墙逃跑。这些尸体是在日本军队到达之前就已经堆积在这里的，因为这一地区并未发生战斗。” （1987年8月14日接受笠原十九司和伊原阳子的采访，《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资料篇》，第571页，青木书店） 脱下军装，伪装成平民 许多中国士兵选择脱掉军服，伪装成平民，躲入安全区。 因此，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展开了针对这些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的搜捕行动。他们发现持有武器的士兵，视其为潜在威胁，依法予以处决。这些人数多达数千人。 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问题在于，这样的处决是否违反国际法？根据1907年的《海牙陆战法规》，士兵必须穿着军装，公开携带武器，否则将不享有战俘的保护。违反该法规的战斗人员被视为**“非法战斗员”，可以依法处决。因此，这数千名非法战斗员的处决，并非“战俘屠杀”或“战俘虐杀”**，而是国际法上允许的合法行为。 俘虏并未遭到屠杀 　另一方面，主张屠杀论的支持者经常引用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关于7000〜8000名中国俘虏的记述。 “这7000〜8000人，要处理掉的话需要相当大的壕沟，但这样的地方很难找到。一个方案是将他们分成100人或200人的小队，然后在合适的地方进行处理。”（已调整为现代文） 这一段文字容易被解读为计划杀害这些大量俘虏并掩埋的意图。确实，当时日本军队已面临粮食和补给不足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么多俘虏成了重大难题。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方案也不足为奇。 然而，中岛的日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俘虏被杀害。根据当时日本军的记录，这7000〜8000名俘虏最终并未被处决，而是被送往俘虏收容所。根据收录了大量资料的《南京战史》（偕行社），书中引用了多种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综合各种资料，明确显示，堯化门（仙鹤门镇）附近的约7200名俘虏被押送到**中央刑务所（第一监狱所）**并被收容。”（《南京战史》第324页） 根据资料，当时南京的俘虏收容所共收容了包括这7200名俘虏在内的约1万人。这些俘虏中的大部分后来被释放，返回故乡；有些人被雇为苦力（劳工），也有一些被转移到上海的俘虏收容所。 此外，这些俘虏中的约2000人后来被编入汪兆铭的亲日政府军，成为南京政府军的一部分。其中一名代表性人物是刘启雄少将。他曾潜藏于南京安全区，后被发现并作为苦力使用了一段时间。1940年，南京成立汪兆铭政府时，他成为和平救国军的军长。 “不收俘虏”的方针 中岛今朝吾师团长的日记中有一句被频繁引用的话：“大体上不收俘虏。” 确实，处理大量俘虏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情，因此减少俘虏数量是日本军的方针之一。对此，参谋大西一解释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缴械并释放俘虏，让他们自己回家。中国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但毕竟是自己的国家，可以步行回家。” （《正论》61.5，阿罗健一《日本人眼中的南京陷落》） 大西参谋还断言：“无论军命还是师团命令，都绝没有发出过屠杀俘虏的指令。”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也没有发现任何俘虏遭到屠杀的记录。 当时的日本报纸还刊登了被释放回乡的中国士兵带着行李、面带笑容拍照的照片，完全看不到所谓“屠杀”的迹象。 证言：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许多真正了解当时南京情况的人都证言称，南京并未发生“屠杀”。 例如，曾在南京日本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福田篤泰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 “日本军确实也有不当之处，这是事实。然而，不要说屠杀20万、30万人，甚至成千上万的屠杀也是绝对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公众监督下的占领。如果真的发生了屠杀，那将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种宣传和谋略。” （田中正明《南京屠杀的虚构》35-37页） 与日本军一同进入南京的**《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金泽喜雄**表示： “我几乎走遍了南京，但从未见过任何屠杀场面，也没有从士兵那里听到过相关消息。屠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确，我见过很多尸体。由于战斗的原因，有很多败兵阵亡。战场上击毙敌人、将尸体抛入河流的情况是有的，但那和我们在进南京途中，在河沟里看到的尸体没什么区别。” （阿罗健一《“南京事件”：48名日本人的证言》第42页） 另一位**《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佐藤振寿**也表示： “我没见过屠杀现象。12月16日、17日时，不仅是小巷子，连大街上都有商店开张。而且很多中国人佩戴着日章旗臂章，聚集在日本兵身边。很难相信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残暴行为。” （同书第53页） 《福冈日日新闻》记者三苫幹之介则在南京长期驻扎，甚至带着家人一起生活。他的女儿曾在南京日本人小学就读，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在南京度过。当被问及南京大屠杀时，她回答道： “完全没听说过这种事。我们经常和附近的中国孩子玩耍，但他们也从未提到过相关的传言。” （同书第138-141页） 步兵第13联队（熊本）第4中队的U中尉则回忆： “自杭州湾登陆以来，我亲眼看到许多中国妇女在我们的部队进城时故意把墨、油和泥涂在脸上、手上，穿着散发臭味的破烂衣服，以显得越丑陋越好。然而，一旦她们明白日本兵与中国军阀的士兵完全不同后，逐渐就恢复了本来面貌，脸上的�K泥消失，破衣服换成了整洁的服装。在南京难民区，我也目睹了许多类似的变化。” （东中野修道《1937南京攻略战的真相》124页） 野炮兵第22联队长三国直福大佐证言称： “昭和13年（1938年）8月，我再次来到南京。当时并未听到有关屠杀的传闻。很多日本商人已经来到南京，城市一片祥和。我与南京的市民进行了亲切交谈，但从未听到过中国人提及屠杀的事情。” 第十军参谋谷田勇大佐也回忆道： “昭和13年11月起，我负责指导南京的经济复兴工作，非常忙碌，几乎没有闲暇。因此，与日中官民的接触非常频繁，也有了更多亲近中支那风物的机会。与中国官民多次交流，即便是在酒席上，也从未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传闻。” 关于日本士兵恶行证言的可信度 　关于南京事件，支持屠杀说的人常引用松冈环的著作《南京战——探寻被封闭的记忆》。书中通过102名原日本士兵的证言，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然而，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对此书提出了严厉批评： “这102名士兵全都是‘匿名’或‘化名’。……那么，究竟谁来为这些证言内容负责？在无法由第三方验证证言内容真伪的情况下，根本不能称之为客观的报道或记录。……即使退一步假设这些‘证言’是真实的，这些人中大多数不过是长期逃避宪兵监督、屡次违反军纪并侥幸逃脱惩罚的战争罪犯罢了。” （《诸君》2002年11月号） 步兵第33联队第5中队第1小队长市川治平也对这本书发表了评价： “这本书简直荒唐可笑。作者从来没有到我这里来采访过，我问过两名仍健在的战友，他们也没有被采访。看来他们刻意避开会讲实话的人。确实，预备役士兵中有一些人行为不端，但我大致看了一下书中内容，关于强奸等情节，八成是虚构，只有两成可能是真的。” （《正论》2002年11月号，阿罗健一《南京战：102名原士兵证言的荒谬》） 此外，在艾瑞斯·张的著作《南京大屠杀》中引用了一个名为田所耕三的人物证言。据称，田所自述在南京陷落后的10天里，不断实施杀戮和强奸。（《アサヒ芸能》，1971年1月28日号）然而，筑波大学的竹本忠雄教授和国学院大学的大原康男教授指出，田所所在的部队在12月15日，也就是南京陷落两天后就已转移，因此田所在南京停留10天的说法不可能属实。事实上，田所本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记者问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就随口编了一些东西。” 这一证言的可信度因此被彻底推翻。 另外，还有一名叫曾根一夫的人出版了《私记南京大屠杀》等书，在书中他自称是步兵分队长，并描述了南京战及南京陷落后的屠杀实施与目击经历。然而，曾根实际上只是炮兵的新兵，并非步兵分队长。而且在南京入城式中，他的部队只有一部分参加了典礼，部队本身并未进入南京城内。因此，他在书中所写的所谓屠杀场景，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其周边都不可能亲眼目睹或参与。与曾根一同作战的战友也一致证言称：“我们不可能见到或参与任何屠杀行为。” 换句话说，曾根的手记完全是虚构的产物。 市民与俘虏与日本兵的交流与温情 　那么，占领南京的日本兵们，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市民和俘虏的呢？以下是一些证言： “敌人的大军已经完全被我们击溃。看到地面上有成堆的敌人尸体，其中一些还在微弱地扭动。队长看到后说，‘你很痛苦吗？我给你点药。’于是其中一名敌兵睁开眼睛，用沙哑的声音乞求道，‘水，水。’有人给他喂水，他合上双手，泪水涟涟，低头说，‘谢谢，谢谢。’……在我们连队中，有几十个敌兵被救回，并送回家乡。那些人中有很多为我们的连队不怕死，勇敢地工作，甚至在子弹下也毫不退缩。每当他们被送回家乡时，我们都依依不舍，泪水满面地告别。” —— 步兵第47联队：大分 第2中队 伍长 S·S（《1937南京攻略战的真相》p.165） “（在前往南京的途中）露营时，我负责道路警戒。特别需要注意的方向，我指着那个方向时，突然出现了一位姑娘，身姿窈窕，优雅而端庄地朝我们走来。每个人都愣住了……她流利的日语让我吃惊。她告诉我她大约27、8岁，说是从上海逃出来的，觉得跟着中国军队走太危险，所以选择来找我们。她说她是在长崎待了四年，毕业于活水女学校，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工作。……经过一番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正好我们的中队没有翻译，正需要帮忙，所以我们决定用她当翻译。她也会做饭，知道日本人喜欢的口味，做得很好。她很懂家务，讨大家喜欢。她有时还会给我们唱《宵待草》或《荒城之月》。每天的行军和宿营都让人很开心……然而，随着我们进军南京，她显然无法继续跟随我们。中队长看不下去，把她送回了上海。那一天的行军，大家都觉得特别沉重，觉得路途太远，脚步也很沉重。我们没有再说什么。突然有人模仿她的口音，打趣道，‘我们都是兄弟，别说些奇怪的话。’这让大家忍不住大笑。” —— 步兵第13联队：熊本 第11中队 步兵曹长 K·S（同p.190-192） “我在洗脸时，突然一个支那人走过来，低下头说，‘兵队さん、おはよう’（日语，早上好）。我有些疑惑，仔细询问后才知道，他曾在大阪待了18年。……（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大约一个小时后，他高兴地回来，告诉我，‘家人也放心了。我的长子已经27岁，他也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大家都说“日本军来了，大家放心吧”。’这位大约50岁，身体健康，他曾在南京攻占、安庆登陆、汉口攻略等战役中，忠诚地为日本军效力了一年三个月，取得了很大的功绩。” —— 第2野战医院 T·Y（同） 都新闻的记者小池秋羊提到：“我们曾经处于饥荒状态，有些人跑来向我们求食。在我们的宿舍中，发现了好几袋米，于是我们带领难民区的负责人去宿舍，给了他们大八车两车的米和副食品。” 在南京医院工作的美国医生�･姆斯·麦卡伦在1937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进入安全区的日本军）非常有礼貌且尊重我们。有些非常愉快的日本士兵，我时常看到他们帮助中国人，甚至抱起中国婴儿和他们玩耍。” 他接着写道：“12月31日，今天我目睹了民众成群结队，横穿中山路聚集起来。后来他们带着日本军分发的米回家。” 他还写道：“我要报告一件关于日本人的善行。最近有些非常友好的日本士兵来到医院。当我告诉他们患者缺乏食物时，他们当天就带来了100斤豆子和牛肉。一个月以来我们都没吃到肉，所以这个礼物让大家非常高兴。他们还问我们是否需要其他帮助。” （《南京事件资料集[1] 美国相关资料篇》p.263） 南京战后，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开始，南京市的水电供应一度中断，晚上�K暗一片。然而，到了次年1月1日，南京全市的电灯重新亮起，水道恢复了供水。根据1938年1月3日的《朝日新闻》报道，电力恢复是由日本技术军官和中国电工共同合作完成的，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了很长时间。水道恢复也是在150名工人的协作下完成的。1月3日，许多南京市民挥舞着日本国旗和中国五色旗，庆祝南京自治政府（由中国人领导）成立。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事件应当区分 　如我们所见，南京的“30万大屠杀”并不存在，也没有20万或千人规模的屠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南京没有发生强奸、掠夺、暴行、杀人等罪行。实际上，这些罪行发生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在这些罪行中，的确有少数是由日本兵实施的。 另一方面，事实上，也有大量中国兵穿上民间服装，逃入南京安全区后，实施了许多暴行。这些中国兵往往伪装成日本兵，或者威胁受害者让他们声称罪犯是日本兵。因此，那些认为罪犯是日本兵的人（如国际委员会的欧美人）便大声呼吁日本军队的残暴。这最终导致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谎言进一步被夸大。 如果我们将这些中国兵和日本兵所犯下的强奸、掠夺等罪行称为“南京事件”，那么确实有发生“南京事件”。因此，在本网站中，我们区分了“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事件”。 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南京事件”的真相。 中国兵所犯的种种恶行 　根据参加南京战役的日本兵的证言，南京及其周围发生的罪行主要不是由日本兵所为，反而是中国兵所犯。关于中国军队的性质，一位前往南京的日本兵记载了以下内容： “（经过的）这个城镇，曾是蒋介石的大军驻扎之地，但在空陆联合的皇军进攻下，敌军很快崩溃。城内的居民不仅粮食被抢夺，家财也全部被中国军队掠夺，所有男人都被强迫挖战壕，日夜疲于奔命。这种国家的人民，实在令人非常同情。”（步兵第47连队：大分　第1大队第2中队　步兵伍长 H.G）（《1937南京攻略战的真相》p.200） 另外，梶村止少尉在南京战后转移至上海地区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38年1月15日，他的部队接到村民求救，称附近的村庄遭到中国兵袭击。当梶村少尉带领30余人�ｰ到时，敌人已经逃离。他记载道：“自国兵的恶行竟然报告给敌军并请求讨伐，这种矛盾正是支那军队的真实写照。”当他们离开村庄时，村民们依依惜别。（同 p.188） 美国记者蒂尔曼·达�ｺ丁在描述南京战时，日本军迎击中国军的情况时写道：“中国军队的焚烧狂欢（自12月7日起）……南京前方15英里的农村地区几乎所有建筑物都被点燃。整个村庄都被焚毁。中山陵园内的兵营、住所，现代化化学战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警察学校等设施也化为灰烬……中国军队的纵火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估计超过2000万到3000万美元，远远超过了日本空袭南京前的损失。”（《纽约时报》） 南京美国领事馆副领事�･姆斯·埃斯皮在其报告中也提到，中国兵在南京陷落时的行为：“中国兵也与抢劫无关不大……在日本军入城前的最后几天，毫无疑问，他们自己对市民和财产进行了侵害。当这些失去理智的中国兵脱下军服，准备换上市民服装时，发生了不少事件。为了抢夺市民的衣服，他们甚至犯下了杀人罪。”（埃斯皮报告） 福冈日日新闻记者三苫幹之介在南京采访了安全区的中国夫妇并发表了相关报道。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记者：“日本军到来时，你们在哪里？当时在做什么？” 黄：“我们夫妇当时在国联设定的南京城西北山西路的难民区。……中央军的中国兵带着枪伤日夜轮流来到难民区检查，抢夺食物和物品，看到钱就抢走，即使是一两分钱也不放过。最令人恐惧的是绑架，单身男子经常被绑架去劳役，夜晚姑娘们也会被绑架。中央军的中国兵横行霸道，实在是无法忍受。” 日本兵的犯罪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兵在南京所犯的犯罪行为。 南京攻克战的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在南京陷落后的5天，即12月18日，与全军一起举行了慰灵祭。慰灵祭是为了哀悼日中双方的战死者。在慰灵祭上，松井大将环顾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后，发表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训示。 “诸位，你们通过胜利彰显了皇军的威光。然而，一些士兵的暴行却污损了这来之不易的皇威。你们究竟做了什么！你们的所作所为，是作为皇军应有的行为吗？从今天起，你们必须严格遵守军规，绝对不能虐待无辜的百姓。除此之外，祭奠战死者的办法就只有这一种，望大家牢记。”（前田雄二《战争的流转》p.122-124） 松井大将痛苦地扭曲着那张瘦弱的面容。据说，在战争爆发之前，松井大将曾亲自会见蒋介石，呼吁“日中联合，共同建设强大的亚洲”，他一直致力于和平，并深深爱着中国。在攻占南京之前，他也曾严令日本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军规。 然而，尽管如此，南京陷落后，依然发生了“部分士兵的暴行”。松井大将收到宪兵队的报告后，对此深感痛惜。这些“暴行”包括强奸和抢劫等犯罪行为，但绝不是后来所称的“大屠杀”。因为，松井大将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作证时表示： “尽管在占领南京时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但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似乎有些年轻军官和士兵犯下了令人憎恶的暴行。对此，我深感遗憾……我从宪兵队长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并命令各部队立即进行严格调查并惩处……我在南京占领后，一直到昭和13年2月都驻扎在上海，期间只听到南京有少数非法事件的传闻，但我从未收到任何官方报告，关于检察官所主张的所谓“大规模屠杀、暴行事件”，我直到1945年战后通过美国驻东京军队的广播才首次听闻……检察官所称的计划性或集体性屠杀，根本不存在。”（1947年11月24日口述，现代文修订） 也就是说，松井大将承认在南京占领期间，确实有少数年轻士兵犯下了暴行和犯罪，但他否认了东京审判中所主张的“大规模屠杀和暴行事件”。 那么，究竟在日本军中发生了多大范围的犯罪呢？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详细讨论，但实际上，虽然确实有一定数量的犯罪事件，但与当时俄罗斯军队或中国军队在占领地所犯的种种罪行相比，这些犯罪显然是少数。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些犯罪与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地所犯的罪行并无太大区别。 然而，即便如此，南京的攻占发生在全球的关注下。因此，严格遵守军规的要求十分高，这也是松井大将为此深感悲伤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南京安全区内隐藏的中国兵所犯的犯罪。 在安全区藏匿的中国兵的反日煽动活动 1938年1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以下内容： “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避难民救助委员会的外国委员的美国教授们发现，一名逃亡中的中国大佐和他手下的六名军官藏匿在这里，这让他们深感困惑。事实上，这些教授们曾将这位大佐安排在避难民营中担任第二权力职位。这些军官在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时脱下了军服，随后被发现藏匿在女子大学的建筑内。他们在大学建筑内藏有六支步枪、五支手枪和一挺从炮台拆下来的机枪，并且藏有弹药，最终被日本军的搜查队发现，并且他们承认这些武器是他们的。这些前军官在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面前承认，他们在南京进行过掠夺行为，并且曾在某个夜晚从避难民营中强行带走女孩，并在第二天散布谣言称是日本兵所为。”（东中野修道《彻底检验“南京大屠杀”》p.275） 正如所述，那些藏匿在安全区的中国军官们被美国教授们庇护，其中有一名中国大佐甚至被赋予了避难民营第二权力的职务。他们在南京进行了掠夺、强奸等行为，并且将这些罪行栽赃给日本兵。这些教授包括马伊娜·贝茨、路易斯·斯迈斯、米妮·沃特林和罗伯特·威尔逊等。显然，这违反了日本军与安全区内的国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规定安全区应保持中立。此前，这些教授一直将南京的暴行归咎于日本军，而事实上，这些暴行的许多肇事者正是藏匿在他们庇护下的中国兵。 1938年1月25日，《中国新闻》也报道了类似内容： “报告中提到，其中一人是南京和平防卫军司令王信労（音译）。他以陈弥（音译）为名，指挥国际避难区第四部门的一个小组……此外，还提到前第88师副师长马中将和南京警察高官密信喜（音译）。据称，马中将继续在安全区内煽动反日活动。同时，在安全区内还有黄安（音译）大尉及其他17人，他们携带着一挺机枪和17支步枪被庇护。据称，王信労和他的三个下属涉及了掠夺、煽动和强奸等行为。”（东中野修道《彻底检验“南京大屠杀”》p.277） 如上述所述，藏匿在安全区的中国兵们参与了“掠夺、煽动和强奸”等活动，并将其作为“反日煽动活动”进行。这意味着他们在实施这些罪行的同时，故意将罪行栽赃给日本兵，或者通过威胁迫使受害者承认“加害者是日本兵”。在原文中，“煽动”一词翻译为“intimidating”（威胁，迫使人做某事）。 藏匿的中国兵的反日煽动活动 究竟有多少中国兵藏匿在安全区内，重复进行反日煽动活动呢？《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7日的报道中提到： “昨天，南京的日本军司令部（发布的消息中提到，至今）……市内相信仍有约25,000名士兵，已经脱下军服，藏起武器，穿上便衣。”（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相关资料篇 p.415 青木书店） 换句话说，到当时为止，仍然有大量的中国士兵穿上平民服装，藏匿起来。虽然不是所有的士兵，但其中很多人确实参与了在安全区内的“掠夺、威胁、强奸”等行为，并且故意将这些罪行嫁祸于日本兵，继续进行反日煽动活动。小林よしのり在他的畅销书《战争论》中也写道：“在南京的安全区内，有两万名国民党游击队员，他们伪装成日本兵，进行掠夺、抢劫、强奸、纵火，并将所有这些行为嫁祸给日本军。” 另外，《大阪朝日新闻》1938年2月17日的报道如下： “假冒皇军名义 在南京进行掠夺暴行 捕获不法中国人团伙【同盟南京2月16日发】 自皇军入城南京以来，有关我方将兵进行各种暴行的虚假言论已传至某些外国。南京的宪兵队为查明这些谣言的来源，正在进行艰苦的调查。最近，他们终于查明了这些谣言的根源。原来，这些恶行是一些中国人假冒皇军进行的，他们在南京的避难区内进行掠夺暴行。在宪兵队的努力下，这些不法分子终于被一网打尽。 这些极为不法的中国人中，有曾在京城（现韩国首尔）经营洋服店、精通日语的吴尧邦（28岁）等11人。他们在皇军进入南京后，伪装成日本人，并伪造了我方翻译的臂章，身着日本军制服……在三处藏身地，凭借这些伪装，迷惑了皇军的眼睛，继续在南京地区肆意横行，进行强盗行为，抢劫总额达到五万元，暴行无数。那些无辜的中国人们相信他们是日本人，因此迟迟未能揭发这些恶行，直到宪兵队的山本政雄军曹和村边繁一翻译的积极行动，才将这些罪犯逮捕。” 由此可见，一些中国士兵在南京安全区内伪装成日本人，伪造翻译臂章，继续实施暴行。 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称的笠原一九司教授（宇都宫大学）也表示：“对于藏匿在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来说，仅仅威胁日本军是不足够的……‘强奸、掠夺及其他暴行都归咎于日本军’的散发性抵抗行为是存在的。”（《南京暴行》） 松井大将自己在东京审判中也作证：“在战时，中国士兵以及一部分不法民众，借着战乱的机会，惯性地进行暴行和掠夺。南京陷落时的暴行和掠夺，也有中国军民参与。这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日本军将兵是不真实的。”（口述文，现代文修正） 南京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受害报告几乎全是中国人传闻 　南京的欧美人组成的“南京国际委员会”，曾多次向南京日本大使馆提交报告，指控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杀人等暴行事件，并要求改善。这些事件的总数，到1938年2月为止，达到了425起。例如： “事例5：12月14日晚上，日本兵闯入民宅，强奸女性并绑走她们。由于这一地区发生了恐慌，数百名女性于昨日逃到金陵大学避难。” “事例10：12月15日晚上，许多日本兵进入桃园南京大学的楼里，强奸了约30名女性。” 这些事例持续不断地发生。那么，这些受害报告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假设这些425件事件都属实，其中涉及的杀人案件只有49件。如果真如所说，南京发生了“30万大屠杀”，那就显得非常奇怪。从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受害报告来看，根本没有所谓的30万大屠杀，更谈不上1万人、1000人的屠杀。 此外，在这49起杀人案件中，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亲自目击的只有2起，而且这两起案件都如前所述，是合法的。其他案件全是从中国人处听来的传闻。 那么，关于强奸事件的情况如何呢？竹本忠雄和大原康男两位教授指出： “委员会记录的‘受害报告’中，提到的强奸案件（包括未遂案件）有多少起呢？统计结果显示，总计有361起。而且，谁是事件的目击者，谁又听了这些事并进行了记录，只有61起案件有记录者的名字。而其中，确凿证据表明是日本兵所为，并且有为查明真相或进行逮捕而通知日本军的案件，仅有7起。……至于这7起向日本军通报的案件，正如《芝加哥日报》1938年2月9日所报道的那样，日本军对犯人进行了严厉惩罚，惩罚之重，甚至让部队内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再审《南京大屠杀》——世界诉求日本冤屈） 当时在南京日本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福田篤泰（福田篤泰）也证实了他所见的国际委员会情况。他说： “当时，由于我的工作，我每天都会去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办公室。每次去那里，中国青年们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跑进来。他们说，‘现在某某地方，日本兵正在轮奸15、6岁的女孩’，或者‘太平路某号，日本军队集体闯入抢劫’等。 这些诉求就被马吉神父（牧师）和菲奇等人当场输入电脑。我曾多次提醒他们：‘等一下，你们不能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就写下这些投诉，否则会出问题。’ 有时我跟他们一起去强奸或抢劫现场，结果什么也没看到。现场没有人，什么痕迹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我认为，‘中国日本军暴行’的原始资料，正是菲奇或马吉未亲自到现场，而是在上海提交的报告。”（国际委员会的日本军犯罪统计） 由此可见，南京国际委员会所编写的受害报告，大多数都是听了中国人的传闻后，未经核实便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约翰·拉贝的报告 　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是�ｺ国人约翰·拉贝。 他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他认为是日本军所犯下的残虐和暴行。那么，这些记录能有多少可信度呢？例如，他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各地都可以看到平民的尸体。我调查后发现，这些尸体背部有被枪击的伤痕。显然，他们是在逃跑时从背后被击中的。”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许多中国士兵在逃跑时脱下军装，换上平民衣服，这些尸体实际上并非平民，而是中国士兵。他们在逃跑时被日本兵或中国的督战队杀害。然而，拉贝的描述忽视了这一情况。 另外，拉贝在同一天还写道： “日本兵们分成10到20人的小组，四处抢劫商店和民宅。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他似乎描述了组织性的抢劫，但竹本忠雄和大原康男两位教授指出： “进入南京的日本军，首先为解决住宿问题而苦恼，并且在将军官宿舍安排好后，按照指示从无人居住的建筑中拿出家具和床铺等物品。这些‘征发’物资时，附有支付代价的证明书，但站在远处观察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没有理解这一情况，可能误认为日本军正在进行组织性的抢劫。”（《再审“南京大屠杀”——世界诉求日本冤屈》） 所谓“征发”是指在战斗导致居民撤离后的房屋中，为军需采购食品和必需品，日本军进行此类活动时总会支付相应代价。这种行为在南京也发生了。因此，拉贝认为的“抢劫”其实是误解。 此外，拉贝是�ｺ国人，但当时�ｺ国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关系密切，甚至派遣顾问支持该党。1937年，�ｺ国与中国国民党依然保持着深厚关系，拉贝本人也是国民党的顾问。拉贝还是�ｺ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并通过向国民党出售高射炮和其他武器获得巨额利润。拉贝本质上是一位武器商人。因此，他害怕�ｺ国转向与日本接近，因为那会导致他失去收入来源。在这种背景下，拉贝自然会以反日的立场发表言论。 实际上，根据东中野修道教授的说法，拉贝自12月12日以来，曾秘密庇护了两名中国大佐。这些大佐在南京安全区内从事反日活动，这显然违反了拉贝与日本军达成的协议。此外，他的1938年2月22日的日记中还提到，他曾庇护过另一名中国军官。 由此可见，拉贝协助了中国军官进行反日活动。 松井大将的前私人秘书田中正明指出，拉贝的报告和日记中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他批评道： “12月9日，松井军司令命令停战，并从空中撒发了《降伏劝告的传单》，呼吁和平，并暂停攻击，等待到10日正午……然而，拉贝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却写道，‘从中华门传来炮声和机关枪射击声，这些声音回荡在安全区内。灯火熄灭，伤员拖着脚步在�K暗中走动。’根本没有提到‘降伏劝告的传单’和停战的事情，战斗似乎还在继续……” 拉贝的日记中还写道：“我到处看到有女性尸体，私处被插入竹子，令人恶心，难以忍受。即使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也屡次遭受暴行。”然而，插入竹子这种习惯，虽然在中国可能存在，但在日本文化中是绝对没有的…… 金陵大学的医生麦卡勒姆曾在日记中写道：“（进入安全区的日本军）非常有礼貌，尊重我们，甚至有些愉快的日本兵时常帮助中国人，或玩耍时抱起中国的婴儿。”他在东京审判中提交的日记中提到。然而，拉贝的日记却写道，安全区内每天都有火灾和强奸等“地狱般”的场景。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事实上，�ｺ国大使馆的沙尔芬贝克主任在1938年1月9日返回南京，亲眼见证了现实情况后，在2月10日写信给汉口的�ｺ国大使馆，指出：“拉贝最近又开始谈论日本兵的血腥事件，并继续为阻止这些事件奔走。但在我看来，�ｺ国人不应该太在意这些。因为南京的中国人显然依赖并与日本人和睦相处。首先，所谓的暴行事件，都是中国人单方面讲述的。”（《再审“南京大屠杀”——世界诉求日本冤屈》） 拉贝表面上忙于救助暴行受害者，伪装中立，并在一些书籍中被吹捧为像辛�ｺ勒一样的善人。然而，实际上，拉贝不仅在帮助中国军官进行反日活动，还通过编造虚假报告继续推动反日情绪。 作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拉贝的态度显然对委员会其他成员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委员会其他成员留下的日记和记录也呈现出类似的偏向性。 强奸事件的真相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南京国际委员会成员留下的关于南京强奸事件的记录。 拉贝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据说有近1000名女性和少女被强奸。仅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就有100人被强奸。”金陵女子大学的教授米妮·沃特林女士当天写道：“哦，神啊，请阻止这些像野兽一样的日本兵的暴行。”�･姆斯·麦卡勒姆医生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也写道： “这样的残暴，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读到过。强奸！强奸！强奸！根据我们的估计，一晚上有1000人被强奸，并且每天都有类似的事件。如果反抗，就会被刺伤或枪杀……人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女性每天早晨、每晚、每夜都被带走。日本兵们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然而，这些强奸事件并非拉贝、沃特林或麦卡勒姆亲眼目睹的。正如他们所写的“据说” “根据估计” 或“似乎”，这些都是传闻。说犯人是“日本兵”也是传闻。委员会成员记录的强奸事件几乎都是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 大约两周后，这些强奸事件的罪犯——中国兵——在日本宪兵的逮捕下浮出水面。美国教授们将这些中国兵收养并给予他们在难民营中的第二地位，这些中国兵犯下强奸罪后，却四处散布“罪犯是日本兵”的谣言。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当他们被逮捕并供认罪行时，美国教授们感到“极为困惑”。 此外，正如大阪朝日新闻所报道的，到了2月，“擅长日语……伪装成日本人……伪造翻译臂章并佩戴”的中国兵被逮捕。他们也曾冒充日本人，进行强奸等暴行。随着他们被逮捕，强奸事件等几乎不再发生。 因此，南京的西方人所指责的“日本军暴行”中的许多，实际上是穿着民间服装藏匿的中国兵所为。实际上，麦卡勒姆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麦卡勒姆写道，他听到一位中国难民说： “强奸、抢劫、放火等并非日本兵所为，而是中国兵所为。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些在安全区的难民知道，许多发生的强奸、抢劫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兵为了反日而进行的混乱行动。 然而，委员会的成员们并未进行详细的调查，而是轻信了这些谣言。正因如此，他们以为南京充斥着“日本兵的暴行”。竹本忠雄和大原康男教授也写道： “在安全区设立的19个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中，除了由米妮·沃特林女士负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4000名妇女外，其他均为中国人。毫无疑问，这些难民收容所的治安由中国人负责，但其中有些负责人竟然是伪装成市民的中国军官。而许多强奸事件正是在由安全区委员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中发生的，并且自从1938年2月‘难民收容所’解散后，这类强奸事件便不再发生。必须警�ﾀ，单纯接受难民收容所负责人所宣称的‘日本军兵士犯罪’言论。”（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诉说日本的冤屈） 两位教授还写道： “当时南京的女性几乎都集中在安全区。由于日本军司令部需要保护集中在安全区的外国利益、避免与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并且考虑到许多中国军兵潜伏在此、局势危险，因此日本军禁止日本兵进入安全区，并在要地设立了哨兵。因此，日本兵不能随意进入安全区，也没有兵士冒险进入。”（同） 如前所述，在南京发生的强奸事件中，7起确实是由日本兵所为，并且犯人受到了惩处。另外，还有几起是日本军进行调查的案件，总共有约10件。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未知的事件，可以推测日本兵犯案的案件可能多达几十件。 然而，大多数事件应该是由藏匿的中国兵所为。而委员会成员的记述中也不乏推测、夸张、谣言和误解等内容。 马基电影的真相 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期间，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麦吉用8毫米胶片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这些影片后来常常作为日本残暴行为的证据，广泛用于支持南京大屠杀的观点。 然而，实际上观看这些电影时，明显被杀害的尸体一具也没有显示出来。尽管字幕上写着“日本军队暴行”等字样，但影片中并没有显示日本兵处决战俘的场面，也没有展示成千上万的尸体，画面中大多数是活着的人们。 麦吉在东京审判时曾作证称，“到处都在进行杀人行为”，但当被问及“您亲眼目睹过这些事情吗”时，他回答说“只有一件事”，而那件事是日本兵在扫荡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兵时，发现一个中国人逃跑，因此开枪击毙了他。这是合法的行为。麦吉没有亲眼见到任何非法杀人行为。换句话说，麦吉没有亲眼目睹30万人或4万到5万人被屠杀。 麦吉所见到的，除了上述的“杀人事件”外，还有一起强奸事件和一起盗窃事件。而这些事件大多是他听说的。至于所谓的“强奸事件”，麦吉只说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来到了某中国男性的妻子家，但他并没有看到强奸现场。至于“盗窃事件”，麦吉说他目睹了一名日本兵从中国人家里拿出冰箱。麦吉本人虽然一直在南京，但他并没有亲眼见到“日本兵大规模的残暴行为”。 不过，麦吉记录下的“南京市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全家惨杀事件”是非常著名的。在他的胶片中，还拍摄了据说在那次事件中幸存下来的女孩的身影。然而，这起惨杀事件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2月13日，约30名士兵来到南京东南部新路口五番地的一个中国家庭，要求进门。门是由名为马的穆斯林房主打开的。士兵立即用手枪将他击毙。在马死后，马的妻子跪在地上请求士兵不要杀其他人，但她也被击毙了。当马的妻子询问为什么要杀她的丈夫时，士兵将她也击毙了。 夏夫人和她1岁的婴儿躲在客厅桌子下，但被拉出来。她在被一名或多名士兵剥去衣物并强奸后，胸部被刺伤，瓶子被塞入阴道。婴儿被刺死。当士兵闯入隔壁房间时，发现了夏夫人76岁和74岁的父母，以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士兵试图强奸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于是祖母被士兵用手枪击毙。抱着妻子的尸体的祖父也被杀害。两个女孩被脱掉衣服，年长的女孩被三到四名士兵强奸，年幼的女孩则被三名士兵强奸。之后，年长的女孩被刺杀，杖子被插入她的阴道。年幼的女孩也被刺伤，但她避免了像她姐姐和母亲一样遭受的残忍对待。士兵还用刺刀刺死了7到8岁的妹妹。 这家最后的杀戮受害者是马氏的两个孩子，分别是4岁和2岁。年长的孩子被刺死，年幼的孩子被刀割开头部。受伤的8岁女孩爬到了母亲尸体旁的房间，她和幸免于难的4岁妹妹一起在那儿待了14天。她们靠着发霉的米和锅底的焦糊米过活…士兵每天来，拿走家中的物品，但由于这两个孩子藏在旧床单下未被发现。” 对于这起可怕的事件，麦吉认为这些“30名士兵”是日本兵。然而，结论是这些士兵并非日本兵。 因为首先，麦吉写道，他是从幸存的8岁女孩那里部分听出细节，并根据邻里和亲戚的说法进行了“修正”。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传闻，并且是结合他人说法进行修改后的故事。 其次，根据东中野教授的说法，从12月8日起，南京市民被中国军队强制集中到“安全区”。然而，这个家庭却在安全区外。麦吉所写的事件日期是12月13日，但这一天日本军队开始对安全区外进行炮击，并进入南京市区。因此，这一天在安全区外仍待着是极其危险的。考虑到这一点，这起事件实际上不可能发生在12月13日，而应发生在12月8日之前，甚至是13日之前，由中国兵所为。 另外，“瓶子被塞入阴道”“杖子被塞入阴道”这种杀人方式，恰恰是中国式的。中国有长期以来残酷的杀人习惯，而日本兵并不会使用这种方式。所以，这显然是中国兵的行为。 马吉电影的真相 　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期间，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将当时的景象拍摄在8毫米胶片中。之后，这些电影被杀戮肯定派广泛用于作为展示日本军残暴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即便观看这部电影，明显显示出被屠杀的尸体却一个也没有。虽然有字幕标注着“日本军暴行”等字眼，但没有任何日本兵处决俘虏的场景，也没有成千上万尸体的画面，画面上几乎全是活人。 马吉在东京审判时曾作证称：“各地都在进行谋杀”，但是当被问及“你亲眼目击过吗？”时，他回答说：“只有一次”。然而，这次目击的事件是日本兵在进行扫荡时，见到一名假装成民众的中国兵，因对其身份产生怀疑而询问时，那名中国兵突然逃跑，因此被开枪击中。这是合法的行为，他并没有目睹任何非法的杀戮。换言之，马吉并未目睹所谓的30万或4万至5万人的大屠杀。 除此之外，马吉自己目击的事件还有一次强奸和一次盗窃事件。其他的则都是听说的。所谓的“强奸事件”，是马吉目击了一名日本兵来到某中国男性家中，然而马吉并没有亲眼见到强奸现场。那名日本兵可能是因为怀疑该中国人妻或其丈夫有可疑之处，才前来询问。所谓的“盗窃”事件，也是马吉看到一名日本兵从一户中国人家中拿走一个冰箱而已。可以看出，尽管马吉在南京的沦陷前后都一直在城内，他却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的大规模暴行”。 然而，马吉所记录的“南京市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一家全家被屠杀事件”却广为人知。在他的胶片中，确实有一名据说幸存下来的女孩的身影。然而，这一惨案存在很大的矛盾。事件经过如下： “12月13日，约30名士兵来到南京东南部新路口五号的中国人家中，要求进入。门是由名叫马的伊斯兰教徒家主打开的。士兵立即用手枪射杀了他，马死后，夏氏在马死后跪地请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结果也被射杀。当马夫人询问为何杀死她的丈夫时，他们也把她射杀了。 夏夫人带着1岁的婴儿躲在客厅桌子下，但被拖了出来。她被一个或多个男人剥掉衣服后强奸，然后胸部被刺穿，瓶子被塞进了她的阴道。婴儿被刺死了。几名士兵进入旁边的房间，那里有夏夫人76岁和74岁的父母，还有16岁和14岁的两位女儿。当他们试图强奸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结果被士兵用手枪射杀。 紧抱妻子尸体的祖父也被杀害。两位少女被脱去衣物，年长的被二三人强奸，年幼的则被三人强奸。之后，年长的女孩被刺杀，阴道被塞入了棍子。年幼的女孩被刺伤，但幸免于遭受如同姐姐和母亲所遭的那种残忍待遇。随后，士兵们还用刺刀刺死了房间里7到8岁的小妹妹。最后，这家中的两个孩子——4岁和2岁的马氏孩子也成为了杀戮的牺牲品。 年长的被刺杀，年幼的被用刀割裂头部。8岁的女孩受伤后，爬到母亲尸体旁边的房间，她和幸存的4岁妹妹一起在那里呆了14天。这两位孩子靠着发霉的米饭和锅里煮饭时留下的焦�K部分为生。士兵们每天来，拿走家里的东西，而这两个孩子因藏在旧床单下没有被发现。” 对于这个恐怖的事件，马吉认为这些“30名士兵”是日本兵。然而，结论是，这些士兵并不是日本兵。 首先，马吉写道他是从“幸存的8岁孩子那里逐步询问到部分细节，并与邻居和亲戚的说法进行核对后修正的”。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传闻，而且还是结合了其他人谈话后“修正”的内容。 进一步地，根据东中野教授的说法，自12月8日起，南京市民被中国军队强制集结到“安全区”内。然而，这一家人却在安全区外。马吉所写的事件日期是12月13日，但这一天日本军的炮火非常强烈，且日本军正在进入市区。因此在这一天出现在安全区外是极其危险的。既然他们出现在安全区外，这意味着这起事件实际上并非发生在12月13日，而更可能是在12月8日之前或13日之前，由中国兵所为。 此外，“将瓶子塞进阴道”“将棍子塞进阴道”等杀戮方式，正是中国式的做法。中国自古以来有这种残酷的杀戮手段。日本兵是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的。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显然是中国兵的所作所为。 贝茨的篡改 　马伊娜·贝茨还写道：“根据埋葬尸体的证据，约有4万人左右的非武装者在南京城内外被杀，其中大约30%是从未当过兵的人。”贝茨所说的“埋葬尸体的证据”是指“红卍会”所进行的埋葬工作。日本军将大部分战死者的埋葬工作交给了中国的“红卍会”组织。该组织所埋葬的尸体约有4万人。 贝茨写道：“近4万非武装者……被杀”，但实际上，这些被埋葬的尸体并不是“非武装”的平民，而是武装的中国兵的战死者。许多中国兵在逃跑时脱下了军服，他们死时并未穿军服，因此看起来与平民没有区别。贝茨将这些武装的中国兵的死者误称为“非武装者”，并把它们描绘成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实际上是故意进行篡改。 贝茨还提到，其中30%是纯粹的平民，但根据竹本忠雄、大原康男两位教授的研究，他们调查了红卍会埋葬的尸体名单，结果发现，“女性和儿童的比例仅为0.3%”。而且，这个数据不仅仅是指日本军南京战时的死者，还包括了1938年7月到8月期间的埋葬尸体。因此，如果只限于南京战时的死者，女性和儿童的比例甚至低于0.3%。 如果日本军真有屠杀平民，那么埋葬的尸体中应该包含大量女性和儿童。然而，女性和儿童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些尸体中，这一事实表明，实际上日本军并没有进行民间屠杀。 此外，正如先前所提到的，许多中国兵在逃跑时脱掉军服，杀害平民并抢夺他们的衣服，混入平民中。在这4万具埋葬尸体中，可能有数千具属于这些混入其中的成人男性平民。杀害这些平民的，并不是日本军，而是中国军。即使是那些0.3%的女性和儿童，也很有可能是被中国兵杀害的。 然而，贝茨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中国兵的暴行，而是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日本军，并大肆向世界传播日本军的恶行。 那么，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称“南京的街道上充满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篇文章是由记者蒂尔曼·达丁所写，但他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事件。因为他是在以“南京的外国人……目击”这种转述的方式写的。 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于贝茨的口述。贝茨在1938年4月12日的信中写道，12月15日离开南京的达丁等欧美特派员，收到了贝茨交给他们的南京情况报告。换言之，信息的来源就是贝茨。 此外，1938年，由廷帕里编著的《战争是什么》一书出版，其中大篇幅讨论了“日本军在南京进行的市民屠杀”，并向美国人宣扬日本军的暴行，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日美战争的一个原因。然而，廷帕里并不在南京，他实际上是在上海。事实是，这本书中的信息同样来自贝茨。廷帕里本人也在书中写到了这一点。所以，信息的源头还是贝茨。 贝茨通过这种方式，将“日本军在南京的市民屠杀”这一虚假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贝茨实际上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顾问。国民党的战略是什么？那就是，即使使用虚假信息，也要将“中国的悲惨”和“日本军的残暴”向世界宣传，争取美国支持，从而让美国卷入中日战争，并帮助中国打败日本。因此，贝茨按照国民党的战略，向世界传播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政治宣传。 关于国民党的战略，美国记者、曾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顾问的西奥多·霍ワイト曾写道：“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上撒谎、欺骗……为了说服美国，做任何事……这就是中国政府唯一的战略。”（《历史的探求》p.76） 斯梅斯调查证明“日本军民间人死亡人数较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南京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C·斯梅斯所做的战争损害调查（《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害：1937年12月-1938年3月》）。这项调查对南京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加害者是日本军还是中国军，但它作为了解受害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调查方法是，在市区每50户抽取1户，在农村地区每约250户抽取1户，并由他与中国助手一起进行访谈。虽然这项调查略显粗略，但可以说它是南京唯一的学术调查。这项调查支持“南京大屠杀”论点吗？还是否定它呢？ 根据斯梅斯的调查，南京市区的民间人受害情况如下：因暴行致死的2400人，遭绑架的4200人（大多数被绑架者都已死亡），另外，南京周边地区（江宁县）因暴行致死的9160人，总计有15760人是民间人的受害者。这一数字远远低于“30万”屠杀说。而且，这些是“受害者”的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加害者”，但其中实际上更多的是中国军队所造成的死者，而非日本军。 正如达丁记者的报道中提到的那样，中国军队几乎烧毁了南京城外的所有农村地区。许多中国人在这些地区死亡。而且正如安全区的中国人所证实的那样，中国军队会抓住任何可以劳动的男子，将其强行征募为士兵或用于劳役。此外，正如斯皮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士兵在脱掉军服假扮成平民时，为了抢夺衣物，往往会杀害平民。由此，斯梅斯的调查显示，民间人死亡人数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军所致。 因此，我们可以说，斯梅斯的调查证明了日本军所造成的民间人死亡人数是极少的。 久保有政著

南京的真实照片 （点击以放大） 厌倦了中国兵暴行的南京市民们以欢声迎接了日本军的入城。这是在日本军入城仪式当天（1937年12月17日），南京市民领取了食物和烟草配给，并以欢声迎接日本军。市民们佩戴的日本国旗臂章是为了证明他们不是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兵，而是日本军为所有南京市民分发的标识。（《每日版支那事变画报》 1938年1月11日发行） 向南京市民分发食物等的日本兵。（英国系报纸《北中国日报》1937年12月24日，南京占领11天后） 与南京市民愉快交谈的日本兵们（1937年12月20日拍摄，南京占领7天后，《支那事变写真全集》1938年出版） 日本军占领南京第五天的《朝日新闻》 （右）没有武器的日本兵向中国人购买商品。 （中上）返回南京的中国农民在耕种田地。 （中下）和平恢复后返回南京的中国人们。 （左）中华街的特色，街头理发店。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大家都佩戴着手工制作的日章，笑容满面 （《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8日刊） 南京占领第八天的《朝日新闻》。标题为：“昨日的敌人，今天的温情《南京城内的友好景象》” （右上）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 （左上）在日本军将兵的关怀下满足食欲的投降兵 （中间）在中国人商店购物的日本兵 （右下）与敌方教导总队参谋沈博施少佐交谈的山田部队长 （左下）在南京城内放松的中国市民们 （《朝日新闻》1937年12月21日刊） 南京的医院中，中国伤兵和照顾他们的日本兵（《北华日报》 1937年12月18日，南京占领5天后） 照顾中国伤兵的日本卫生兵（南京占领7天后，1937年12月20日，林特派员拍摄，《朝日版支那事变画报》 1938年1月27日刊） “中国人每当日本摄像师到来时，积极地抱着孩子配合拍摄。他们并不害怕日本兵或日本人。”（摄影师佐藤振寿先生。南京占领后第2天，1937年12月15日拍摄，南京安全区） "佩戴着日章臂章，在街头卖蔬菜的南京市民"（1937年12月15日，南京占领后的第二天） "南京陷落后不久，在南京郊区与中国孩子牵手行走的赤星昂少尉（由夫人提供）" 安全区里日本士兵向南京市民分发食物和糖果（南京占领五天后，1937年12月18日，摘自《东京日日新闻》） 为预防疾病对南京市民采取预防措施的日本卫生兵（南京占领7天后，1937年12月20日，林特派员拍摄，摘自《朝日画报》1938年1月19日刊） 从日本兵那里领取糖果而感到高兴的南京家庭（1937年12月20日拍摄，1938年1月27日刊《朝日版支那事变画报》） 在被释放回乡之前微笑合影的中国战俘（朝日版支那事变画报 1939年8月5日刊） 劉啓雄少将。他在南京安全区被捕，曾被雇为苦力，但后来成为汪兆銘亲日政府的军长。（朝日版支那事变画报 1938年1月1日刊） 向南京的中国家庭分发货币的日本士兵（1937年12月27日影山特派员拍摄，南京占领14天后，摘自《朝日版支那事变画报》1938年1月27日刊） 在南京街道上与日本士兵做买卖的中国人（1938年2月1日《每日版支那事变画报》刊） 在恢复平静的南京，约翰·马吉牧师主持的中国基督徒的主日礼拜（摘自1937年12月21日《朝日新闻》文章“南京微笑”） 知道战争结束后，从防空洞出来的南京妇女受到日本士兵的保护（南京沦陷次日12月14日，1937年12月16日《朝日新闻》刊） 在南京市内受雇于日本兵运输食物的中国人（1938年1月20日拍摄）。由于日本军队向市民分发食物，南京没有一个人饿死。（支那事变写真全集(2)） 在南京战俘营中被截肢的中国伤兵和照顾他们的日本士兵（1938年初春，每日图报：日本的战争记录） 在南京战俘营中演奏自制乐器并享受其中的中国战俘（1939年5月20日《每日版支那事变画报》刊） 挥舞着日本国旗和中国五色旗，庆祝南京自治政府成立的南京市民（1938年1月3日）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使用的伪照片 包括艾瑞斯·张的《南京暴行》在内的多部作品中，多次使用了作为“南京大屠杀证据”的照片。然而，照片中的男子被认为是日本兵，他的衣服是立折领，这是一种在1938年6月1日军服改革之后才出现的款式，所以这并不是南京占领当时的服装。此外，照片并未描述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是屠杀还是战死。而且许多中国士兵也脱掉了军服。 日本陆军的军服（上为1938年6月1日以前，下为6月1日以后） 1937年秋，AP通信社将这张照片报道为日本兵在用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刺刀练习的照片。艾瑞斯·张的书中也刊登了几张类似的照片。然而，左边的士兵穿的是立折领，当时的日本兵没有人穿立折领的衣服，所以这不是日本兵。1939年1月的美国《罗丹杂志》指出，这实际上是一张中国共产兵虐待中国战俘的照片。 被称为“被日本士兵活埋的中国人”的照片。但是“日本士兵”并没有用枪威胁他们。中国人似乎自愿进入坑中。此外，人的大小比例不自然，教授东中野认为这是多张照片合成的。 这不是日本士兵，而是中国士兵在活埋中国平民的照片。活埋平民的想法不是日本人的，而是中国人的。 被称为“扬子江岸的屠杀尸体与在那里行走的日本士兵”的照片。但是这些不是屠杀尸体，而是战斗中阵亡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据在扬子江地区作战的日本士兵证言，中国士兵即使持有枪械，但没有人穿军服，也不投降。因此战斗一直持续到最后。这些是战死后被冲上岸边的中国士兵尸体。 这也是一张被伪造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照片。这种“示众”风俗在日本自明治以后就没有了，但在1930年代的中国各地仍然存在。1938年2月12日，在上海的法租界也发生了一起示众事件。这可能是中国内战的受害者，或者是被中国人杀害的政治犯或土匪的头颅。 被称为“日本士兵处决中国人”的照片。然而，日本人不会单手挥动日本刀，而是一定会双手挥下。这种刀的持法是中国青龙刀的持法。因此，这是中国人伪造的照片。这个冒充“日本兵”的男子在其他假照片中也出现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示的照片，作为日本军队屠杀的证据。然而，这不是在南京拍摄的。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没有幼儿屠杀的习俗。但是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存在这种习俗。屠杀否定派认为这是中国内战的受害者，或者是在朝鲜半岛拍摄的照片。众所周知，松井大将在南京战役中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派遣部下去救婴儿，并给婴儿喂奶，后来在南京入城仪式时让部下背着婴儿，此后还养育了这个婴儿。 这张照片发表于1938年1月10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解说中写道“在南京陷落前夕的12月14日……”，但12月14日并不是“南京陷落前夕”。解说还称，这个被示众的男子是“反日的中国人”，给读者留下了肇事者是日本军队的印象。然而，日本军队没有这种示众的风俗，这很可能是中国内战的受害者，或是个人怨恨的牺牲品。 空袭中受伤的儿子被中国母亲抱着（《生活》1938年1月10日刊）。由于拍摄日期为1937年12月6日，这并不是南京攻略战期间的照片。左边的士兵从帽子的形状来看是中国士兵。然而，在《中华之战》等反日电影中，这张照片被用作“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被称为“日本军在南京公开处决”的照片。然而，从周围人们穿着夏装来看，这不是发生在冬季的南京沦陷时期。此外，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没有公开处决的风俗，而中国在1930年代仍有这种风俗。否定派认为这是中国人伪造的照片。 “这张照片被称为‘被日本兵杀害并且管子被插入阴道的老妇人’，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凶手是日本兵。此外，这种杀戮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式杀法，并不是日本人的杀人方式。” “这张照片被描述为‘日本海军水兵斩下中国人头颅之后’，然而，持刀的男人所穿的衣服并非日本海军的制服。而且，脖子下方的人头发很短，按这种方式能提起沉重的头颅吗？另外，脖子下方的�K色涂抹也存在不自然之处，反驳者认为这是一张由中国人制造的伪造照片。” “这张在上海爆炸遗址上哭喊的婴儿照片与南京无关，照片由中国裔美国人H·S·王拍摄，并于1937年10月4日刊登在《生活》杂志上。这张照片因迅速激起美国人反日情绪而广为人知。然而，后来《芝加哥论坛报》的特派员介绍了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的其他照片，揭示了这张照片是摄影师把婴儿带到现场，故意制造出悲惨景象拍摄的伪造照片。”